跟著兩位老男孩一同翻滾!專訪《翻滾吧男孩》林育賢、莊景燊
文/Quiff(原刊於2005年9月號Look DVD雜誌)


近幾年台灣紀錄片異軍突起,《生命》、《無米樂》、《翻滾吧男孩》連續三部紀錄片在院線電影中開出連台灣劇情片都不及的票房成績,並引起網路上連綿不斷的熱烈討論。但與前兩者不同,《翻滾吧男孩》沒有太多太沉重的道德包袱,更沒有情感上的政治正確或不正確。有的只是少年純真的童顏,以及咬著牙埋頭苦練時額頭滑落的汗水,還有在獲獎後,教練林育信眼角藏不住的笑意。

這一天正是《翻滾吧男孩》在FNAC舉辦的DVD首賣與放映會,當觀眾正擠著看螢幕上的少年們嬉戲時,坐在附近咖啡廳的一隅,導演林育賢與製片莊景燊這兩位翻滾男孩,正重新回溯了這一路走來的電影夢。

「其實我們一直都在嘗試劇情片,但因籌不到經費拍攝劇情片,誤打誤撞才闖進了紀錄片的世界。我們選擇將自己熟悉的劇情片元素加進紀錄片裡,手法會較豐富有趣些。《翻滾吧男孩》便不是一部很純粹的紀錄片,但同時也會觸犯到不少傳統紀錄片的禁忌。」

「聽說圈子內有些前輩對這點不太能諒解,他們覺得說一部紀錄片怎麼能加進動畫,更質疑為何全片從頭到尾都有配樂呢?對他們來說,整部片都太花俏了,所以在上映之前,其實圈內人士一般都不看好。傳統的紀錄片講究在影片之中直接對社會議題提出批判,好比說學運、工運、環保等題材。但我們希望觀眾能在走出戲院後,自然而然能體會到影片背後的用心,而非用當頭棒喝的方式提點觀眾。」


◎結合劇情與紀錄

製片莊景燊回憶著:「2003年二、三月過年時,他回家看到哥哥在帶小朋友們練體操,才興起了拍攝的念頭。回台北之後,他把這個想法提出來討論,我們都覺得題材很有趣,開始尋找實際拍攝的可能性。原本我們想將它拍成劇情片,最後還是選擇以紀錄片的方式來操作。當時的工作人員就我們兩位,主要由導演掌鏡,用DV Cam來拍攝。週一到週四時我們待在台北忙各自的案子,到週末的時候就回到宜蘭,住在導演哥哥家中,持續追蹤這群小朋友的狀況。」

「我們將這部片定義為『劇情紀錄片』,與一般傳統紀錄片不同,採用較有趣的手法來呈現。這樣的類型在台灣很少見,由我們先開啟了這個風氣,相信國外也有不少類似的影片。但你說裡面都是虛構的嗎?不是,全都是真實的事件。」導演林育賢接著說。

「不可否認的是我們企劃性比較強。剛開始時我們先花了近半年時間來融入這群小朋友的體操世界,摸清楚每個人的脾氣與個性,就有一個個現成的真實角色浮現了,進而串成一個個故事。在跟小朋友們打成一片後,我們擬出一份拍攝大綱,就像劇情片一樣先決定電影需要哪些畫面,再一一將其實現、拍攝下來。」

「好比說我們在大綱上曾寫著:如果小朋友們有一天能夠吵架,那該有多好!」導演與製片兩人相視而笑。「因為故事一定有起承轉合,在比賽之前正是故事的高潮所在,而高潮之中必然需要衝突的元素。當時我們已經拍攝了各式各樣的畫面,有辛苦也有感動的,就是少了衝突。我們一直拿著攝影機在旁邊等待,沒想到比賽前真的發生爭執了!現在想想,我們運氣真的很好。」

「這裡頭是一個很典型的運動勵志故事,有著兩條支線。其中一條劇情線是藏有不為人知過去的教練。」林育賢說著說著不禁笑出聲來。「而他要帶帶著七個娃娃兵去參加全國體操比賽,中間一定會發生很多插曲。最後如果贏了當然很好,就算輸了也沒關係,畢竟是紀錄片嘛,辛苦一整年後沒有獲得成果,我們也可以剪出一個版本讓觀眾看了感動。」

「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形式。我們下一個拍攝計畫將會是以街頭文化為主題的劇情片《西門町六號出口》,若經費不允許的話,也不排除直接到街頭上尋找真實的當地人來演出,將真實與虛構結合在一塊,也許更能傳達出那股生命力跟味道。」就像巴西片《無法無天》直接起用當地貧民窟的居民演出一樣嗎?導演聽了連連點頭。


◎電影上映後的迴響

「我覺得這部片最有趣的是多了一年後的發展,這也是拍攝紀錄片中的醍醐味,影片會隨著時間而不斷成長。到2004年八月製作結束後,完成了電影第一版,當時也沒想到要上院線,就帶著片子到處跑校園試播、作口碑,多是跑國小跟社區,連外島、媽祖都跑遍了。結果發現從小學一年級到阿公阿媽那些校工都看得懂,每個階層的觀眾都能接受。」

「幾乎每場觀眾都會問,牛奶糖小朋友最後怎麼了?是不是以後看到牛奶糖就嚇哭了?兩分先生是不是技術永遠都這麼爛?所以我們再回頭來捕捉小朋友們的現況,而他們兩人正是裡頭轉變最大的。拍攝到這個階段,我們才真正感受到影片已經完成了,決定推到院線上映。」

「我哥哥一開始對這個拍攝計畫很不看好,覺得說你們這些拍國片的到底在搞什麼鬼,拍這幹嘛。」兩人你一句、我一句地回憶當時的情況,嘴邊帶著微笑。「我們只好半哄半騙,跟他說可以從拍好的畫面中檢查小朋友的練習狀況,終於才說服他。慢慢拍了半年後,他已經進入狀況,不僅會接受訪問,甚至會意識到鏡頭的存在,會注意自己的造型跟服裝,每次出現時穿的衣服都不一樣。」

「首映之後,我哥哥跟我說了一句『秣歹看。』他向來不會看這種類型的電影,能說出這句話已經是最大的讚美了。而且在此之前,他一直都是很主觀的在教導著這群孩子,直到看了電影才能抽離出來,看他自己跟小孩子的對應,對他造成不小的衝擊。」

「說使命感有點太沉重,就是看了這部影片後,我哥哥才決定要更加積極來為這群小朋友爭取練習的環境跟空間。有廠商因為這部影片而贊助了他們的體操隊,我們也因為院線上映的成績而贏得了投資者的信任,在兩邊來說都是雙贏的局面。在片中,小朋友也曾問過教練一句話:我到底要練到什麼時候?沒有人知道答案。現在對教練、小朋友跟家長們而言,也是有了可以保證的未來,不像以前就是一直練下去,直到有一天不練了為止。」

「如果觀眾留意的話,會發現片中小朋友們在練習時,有拍到其他年紀比較大的孩子。其實在那個體育館擠了各個年齡層的孩子一起練習,把小小的場地擠得水洩不通。而在該體育館隔壁,便是一個宜蘭縣的國際標準體操館,但不知為什麼蓋了三年都沒蓋好。對女子體操來說,不僅缺少女性教練來指導,也沒有高低槓、平衡桿等女子體操的器材,讓女性選手只能專攻地板體操。希望觀眾透過這部電影,能更關心體操界中普遍缺乏設備的問題,督促政府加強基層運動的建設。」

「宜蘭縣政府也在改變。以往選手在小學六年級畢業後,就必須跟培育他的小學教練告別。進入國中、換了指導者,再加上外界的刺激,多半會就此中斷對體操的練習。現在宜蘭縣有國中體操、高中體操,選手可以由同一位啟蒙教練從小一路帶到大,自幼建立起的深厚情感、相互理解跟信任,讓教練在選手的情緒管理與輔導上會有極大幫助。宜蘭大學也成立了,就看未來縣政府有沒有意願協助選手延續到大學體操部。」


◎為了堅持而堅持

相較於劇情片,觀眾對於紀錄片往往以較嚴格的道德標準來審視。導演有沒有涉入片中被拍攝者的生活,進而引導他們對著鏡頭演出,在紀錄片裡這種情況向來最為人所詬病。而在《翻滾吧男孩》裡,導演常常出現在影片中與孩子們對話,對於此類質疑,林育賢回應道:「首先我從不認為紀錄片是客觀的,當你扛起攝影機,選擇什麼該拍、什麼不拍那一刻起,電影就已經不是客觀的了。而且這部片有一半是在談論我跟我哥哥的關係,某種程度也是在紀錄我的故事。因為我參與了,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個角色,自然會跟孩子們產生互動。」

「紀錄片工作者需要揹負一些道德責任,不能在影片結束後便跟被拍攝者就此分離,再也失去聯絡。對我來說,教練是我的哥哥,他帶的小朋友也都是我的同鄉。我覺得作了一個開頭之後,便有義務繼續追蹤下去,所以我們有一個十年計畫,把這期間的畫面紀錄整理成電影上映。為什麼是十年呢?因為到時候他們將擁有奧運的參賽資格,屆時小朋友也都長大了。希望能在追蹤的過程中,能跟孩子們彼此督促。」

「我們實在運氣很好,卡到了一個絕佳的時間點,近幾年來充斥著龐大特效的電影,讓觀眾都看得麻痺了。剛好有這麼一部清新的《翻滾吧男孩》出現,能夠以細微的情感打動觀眾的心。很多到戲院裡捧場的觀眾其實從來不看國片,而這部片能成功的原因是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少見的類型,能讓觀眾捧腹大笑又不禁落淚。」

「我們很喜歡把這部影片放給小學生看。很多小朋友們看了裡面的體操動作後,驚訝的問老師:他們怎麼作得到?老師就回答:你們要堅持下去,他們作得到,為什麼你不成?我相信這部片刺激到很多同年齡的孩子,讓他們知道除了打電動、遊戲之外,還有很多可以嘗試的事情。對大人來說也是一樣的。」導演下了結語。

「兩年前拍攝時的國片環境真的跌到了谷底,大家四分五裂、到處找案子養活自己。我們常常捫心自問,明明已經這麼努力了,為何卻得到這樣的結果?拍這部影片,同時也是對我們自己、對整個國片環境的一種鼓勵。只要你還在某個角落裡堅持下去,我不敢說一定會有美好的成果,但至少會比較開心吧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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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一個背景在我家鄉的故事。

因為《翻滾吧男孩》,紀錄片好像不再那麼枯燥艱澀難以下嚥,
就像前文所說的「每個階層的觀眾都能接受」。

繼續期待好電影,不管它是劇情片記錄片或是兩者交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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